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战国初期名将吴起关于战争和军队等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它是在中国封建制度确立、兼并战争日益频繁、兵学大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观点。
吴起（？～公元前381）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初为鲁将，后奔魏为将，守西河，与诸侯数十战，辟土四面，拓地千里。武侯时，被谮，奔楚。楚悼王任为令尹，主持变法，富国强兵，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悼王死，为旧贵族所杀。吴起曾师事曾参，习道义之说，故其论兵颇具儒家特色。吴起的军事思想主要反映于《吴子》一书。主要有：
一、 战争观
吴起认为战争起因有五： “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吴子.图国》）。他将战争区分为五种：“禁暴救乱”的为“义兵”，“恃众以伐”的为“强兵”，“因怒兴师”的为“刚兵”，“弃礼贪利”的为“暴兵”，“国乱人疲，举事动众”的为“逆兵”。他将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类，认为禁暴救乱的正义战争“举顺天人”，得到人民拥护，“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同前）；而行不合道，举不合义的非正义战争，即使能暂时获得某些政治、经济利益，也终将招致失败。他反对穷兵黩武，认为凭借武力虽然可以暂时取得战争的胜利，但要保住胜利则很难，“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同前）。
二、 国防思想
他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同前），即对内修明政治，对外加强战备。他以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均招致灭亡的敎训，从战略的高度深刻地阐明了政治与军事必须并重，二者不可偏废的道理，并进一步指出政治的好坏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强调国家的安危“在德不在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为政不善”，则险不足恃（《战国策.魏策一》）。认为修文德的首要任务是“敎百姓而亲万民”（《吴子.图国》），要以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道德，礼法等去敎育人民，即所谓“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以达到万民亲附、“先和而造大事”的目的。他认为，“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城；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同前）。在外治武备方面，强调加强战备，提出“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吴子.料敌》），认为有戒即可远祸。他还提出“要在强兵”（《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口号。主张“厉甲兵以时争天下”（《说苑.指武》），都反映了积极备战的思想。
三、 治军思想
吴起强调“以治为胜”，认为兵不在多，贵在于治。治的标准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吴子.治兵》）为建设这样一支组织纪律良好、上下团结、极有战斗力的军队，他强调1.“敎戒为先”（同前）。要进行政治敎育，即“敎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焉”（《吴子.图国》），认为士卒有荣辱羞耻之心，则大足以战，小足以守。要进行军事训练，认为“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吴子.治兵》），因此要善于使用兵器，利用地形，明了战法，熟悉各种战阵，要待其“每变皆悉，乃授其兵”。主张采取群众性的练兵方法：“一人学战，：敎成十人。十人学战，敎成百人……万人学战，敎成三军”（同前）。注意因人施敎，量材使用，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同前）。2.信赏明罚。做到“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同前）。认为一支没有严格纪律的军队，若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也无益于用。还强调激励士气，要求将帅与士卒同甘共苦，以恩结其心，做到“发号施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吴子.励士》）。3.简募良材，组织骨干队伍。强调选拔有胆勇气力，乐于进战效力，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以及愿意立功雪耻之人，单独编组，作为军中之“练锐”（《吴子.图国》）。他在魏国创建的“武卒”，就是一支经过严格选拔与训练、极有战斗力的军队。4.任贤使能，强调选拔能“总文武”、“兼刚柔”，懂得为将之道，能够“率下安众，怖敌决疑”（《吴子.论将》）的人为将，反对以匹夫之勇作为选拔将领的标准。认为将领的责任在于“专主旗鼓”，“临难决疑、挥兵指刃”，而“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尉缭子.武议》）。
四、 作战指导思想
强调避实击虚，因情击敌，认为“谋者，所以违害就利”（《吴子.图国》）。为此，必须首先查明敌人虚实。他精辟地阐述了六国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情等状况，根据不同特点，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强调一切作战行动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当敌军处于疾风大寒，刊木济水，盛夏炎热，行驱饥渴，或师既久留，粮食已尽，百姓怨怒，或兵力不多，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救兵不至等困境时，要“击之勿疑”。当出现敌军远来新至，食无锅灶，未得地利，涉水半渡等稍纵即逝的情况时，要“急击勿疑”。而当敌国地广民富、上下团结、赏信刑察、任贤使能、兵多器精，又有大国之援，己不如敌时，则应“避之勿疑”，反对不顾主客观情况的蛮干。他针对击强、击众、谷战、水战、遭遇战等不同情况提出了各种不同打法。为了应付急剧变化的情况，强调将领必须实施迅速的果断的指挥，指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吴子.治兵》）。他强调新出现的骑兵兵种与车兵，步兵在各种条件下的配合使用，如击强时要“备千乘万骑，兼之徒步，分为五军”；谷战时，要“轻足利兵以为前行，分车列骑于四旁”（《吴子.应变》）；水战时“无用车骑，且留其旁”。这些也都反映了根据敌情，地形灵活用兵的原则。
吴起在继承前人特别是孙武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总结战国初期军事斗争的经验，深化并发展了兵权谋家的理论，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