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关于如何有效管控人工智能出现了两大派别之争：“技术管控派”和“资本加速派”。这一分歧也折射出了更深层的意识形态对立：前者倾向民主制度下的分权管理，后者则与右翼保守主义结合，支持集权以提升效率。
在本文作者看来，AI发展的核心问题并非技术本身，而是如何平衡平等与自由、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否则人类可能面临比AI失控更严峻的内部分裂危机。本文根据作者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国际治理经验与产业安全”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黄靖】
2023年11月，美国人工智能Open AI的首席科学家伊尔亚·苏茨克维把他的合伙人、CEO萨姆·奥特曼开除了。然后奥特曼就领着整个团队加入微软，微软马上提供了资金，把他们都挖了过去。
第二天，Open AI的员工集体写信说，这是个重大灾难，又把萨姆·奥尔特曼从微软请回来，重新加入Open AI。不久后，伊尔亚·苏茨克维就辞职了。这场事故当时在硅谷和华尔街引起了巨大震动，它揭示了对待人工智能管理的根本性态度分歧。
“技术派”伊尔亚·苏茨克维，认为人工智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他们越研究越害怕，因为人工智能可以渗透到人类的所有生活，比如军事、生活、信息、管理、医疗等等。
所以他们认为人工智能要管理好，要防止出错，那就要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法规和条例，否则一旦失控，结果不可控。苏茨克维的老师是杰弗里·辛顿，他是最早发布神经网络研究的，也有很多支持者。
萨姆·奥特曼不是一个技术型的老板，他负责融资，所以他代表的就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资本驱动，他们认为资本驱动是最有效的驱动。既然想要资本驱动，就不太喜欢法治、规则这些东西。所以实际上，这两个派别斗争的本质就是人工智能发展应该是资本驱动还是协调发展？
萨姆·奥特曼
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争斗是萨姆·奥特曼赢了，但实际上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比如跟基辛格一起写作《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价值》的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就认为应该协调发展，所以拜登政府开始出台一些管理方法，包括安全、可信、可控和可预测。
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大选开始了，特朗普赢了大选，立刻把拜登的管理方法全部废掉。
当时支持萨姆·奥特曼的有一大堆新兴资本，代表人物就是万斯的老板彼得·蒂尔，埃隆·马斯克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认为，管理人工智能更危险。
因为对人工智能的理解有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对事实的认知，是唯物的，要靠不断地做实验、搞芯片、推算力，这是客观的理解；另一方面是，对客观事实的分析、推算，这是唯心的。
他们认为，这两种理解都有巨大的缺陷。比如，唯物的理解，就像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看大象，大家都认为自己看到了大象，但实际上大家都没有看到完整的大象。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但对真理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对客观的认识永远是有限的，是受到制约的，因为我们没有上帝视角。
盲人摸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唯心的理解去思考人工智能，这种差距就更大了。人与人之间，集团之间，不同的组织之间，认识的分歧就更大了。在分歧如此巨大且了解不全面的情况下，去管理一个已经有发展势头，甚至可以自己独立发展的人工智能，是更危险的。
搞不好，最后管不住，还造成了很大的危险，而这个危险恰好来自人类认识事物的不全面性和巨大的主观认识，所以他们认为不但不应该管，还应该让人工智能加速发展。人工智能发展越快，我们对人工智能的认识提高得越快。这样我们才更有能力、更有水平去追上人工智能。
如果要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像伊尔亚·苏茨克维这样的人，就比较倾向于自由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因为他要讲法律、讲规则、讲条例、讲诚信。而从彼得·蒂尔这些所谓的“加速主义”来看，自然是反对民主主义。
民主制度的一个特点是分权，这造就了大量的官僚体系。本来现在的效率和效果都十分低下了，再搞出一大堆规则管理人工智能，简直是灾难。所以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反对自由的民主主义，赞成右翼保守主义。
这时候又来了一个新的思想家，跟他们一拍即合。这个人就是柯蒂斯·雅文。我仔细看了他的博客，他没什么一贯的思想，但有一个坚持了足足30年的认知——民主制度是个糟糕的制度。
柯蒂斯·雅文
其原因在于，分权不仅会产生巨大的官僚体系，还会使得人类之间的不同意见、不同观点、不同政策永远得不到解决，永远是一种妥协。学政治的都知道，民主制度就是妥协的制度化，但到最后，社会的进步就越来越慢。
因为妥协的代价就是没有效率、没有效果，干不成事情。美国国会搞来搞去，但决策不了，搞到最后永远达不到想要达到的目的，永远是进两步、退一步。
所以，美国要想解决当下政府面对的挑战，不管是环保、人工智能还是能源等问题，必须提高整个社会运作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效果（effectively）和效率（efficiency）。
达到这一点就必须集权，当然他们不懂集权，只是从和民主完全相反的角度说，集权是好的。所以把它称之为君主集权主义，或者反动的保守主义。
因为民主制度的产生就是把军权打倒，把国王打倒、把皇帝打倒。现在出来一个人，又反过来说，那是好的，要集权。但他说的集权，不是以前那种君主专制，而是认为制度应该把权力集中起来。
所以皮特·蒂尔和埃隆·马斯克这些人反对对人工智能进行管理，要让人工智能自由自在地发展。他们认为，我们只要紧紧地跟上就可以了，于是加速主义一拍即合。
当然特朗普也很喜欢这个，所以现在有人说特朗普的理论指导思想就是这“两个半人”，第一个是柯蒂斯·雅文，第二个是彼得·蒂尔，还有半个是马斯克。
为什么马斯克是半个？因为他没什么理论，也没什么思想，他就一点，他说我作为一个天才，我作为一个最成功的企业家，我需要自由，蒂尔也想要自由，希望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但雅文他不要自由了，他要权利，他是个极端的权利痴迷者。
所以大家都说，马斯克这么成功就是因为他要“加速主义”，他反对官僚、反对制度。所以特朗普一上台就给了人工智能巨大的松动，取消了之前的管制，允许人工智能自己发展。
当地时间1月20日，特朗普撤销了前总统拜登所签署的近80项总统行政令，其中包括《关于安全、可靠和可信地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
实际上，这反映了当今美国社会资本的分裂。我们知道华尔街的资本叫传统资本或金融资本，这些资本是比较赞成民主制的。
人类有两个中心，一个中心是权力，一个中心是财产。人要生活得好，要么追求权力，要么追求财产。和任何一个地方离得近，你的日子就会比较好过。但权力和财产放到一起，就会滋生腐败。
所以正常情况下，权力跟财产应该是相互独立的，一方面用权力来制约你怎么发财、怎么赚钱、怎么花钱；另一方面，用财产来支撑你的权力。
但问题在于，是权力管资本，还是资本管权力？传统的模式是，权力管资本，但资本主义革命之后就颠覆了这种模式。资本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资本管权力的胜利。今天所谓的民主制度，就是资本管权力。
资本管权力体现了所谓民主制度的特征。第一要分权，不分权，就管不住；第二，权力要非人格化，权力跟着椅子走，不跟着屁股走，比如说你在总统办公室的时候，你有权力；你离开总统办公室，你就没权力了。
第三，强调合同的重要性。因为资本之间没有道德，也不讲道德，只讲竞争和财产。像特朗普那样的人在中国选村长也选不上，因为他没有道德。所以资本强调合同，最高合同就是宪法，最高权力也是非人格化的。
第四，最后一点，定期的换届制度，过段时间就重新选择领导人，防止专权。
民主制度就是资本管权力的制度，所以华尔街的老资本喜欢民主制度了，因为这样可以把权力管住，可以定期地把掌权人换掉，特朗普行，就特朗普；特朗普不行，就换其他人，对不对？毕竟他们还可以道貌岸然地利用法治。
而硅谷的新资本不想这样做，倒不是说不喜欢民主，而是他们认为民主分权的管理方式，使得他们的自由度受到了限制。为了打破这个限制，他们要求权力，要求自己掌权。这种对权力的向往，实际上，是利用权力来维护他们迅速获得的财富，并捍卫他们在获得财富过程中获得的特权。
特朗普上台以后，人工智能确确实实面临一个大的十字路口。一种是传统的，包括中国、欧洲都是认为人工智能最重要的事情是管控。否则像所有的新技术一样，如果失控会走向反面。
所以要做到稳定、可靠、可预测。要做到这一点，大家就要合作和沟通。
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之友小组正式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团
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合作是被动合作。中美合作的目的不是帮彼此发展人工智能，而是我要知道你在做什么；就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在做什么，要知会美国，美国的人工智能要做什么，要知会中国。
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保证中美之间的垄断，再一个目的是保障中美之间不要“你造你的矛，我造我的盾”，最后你的矛刺不穿我的盾，形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所以人工智能合作小组也是管理方式，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这是对的。对于特朗普以及支持特朗普的“加速主义”，最正确的态度就是不要管，“加速主义”要干到哪一步算一步。
其实“加速主义”的动力不是人工智能，而是赚钱、利润。我认为“加速主义”是必然破产的，因为“加速主义”这些人走到一起，不是因为他们想要什么，而是因为他们不要什么；他们都不想要官僚、民主、制度、法律和制裁，都想自由自在地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但是如果这个阻碍破除了，你就会发现，在想要什么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分歧的。柯蒂斯·雅文想要的是权力，而皮特·蒂尔想要发展人工智能，恰恰不想要权力制约自己，所以他们是有内在矛盾的。
马斯克想要的是完全的自由主义。那什么能最有效的制约自由主义呢？就是在平等基础上的权力制约，比如说我在美国上课的时候，经常问我的学生，所谓的民主理念里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平等，一个是自由，平等和自由哪个更重要？在我看来，平等更重要，没有平等制约的自由，一定是不成立的。如果一个人比我力气大，比我个子高，他不喜欢我了，如果没有平等来制约，他一拳就能把我打倒，因为这是他的自由。
所以我们判定一个制度的好与坏，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判定权力管资本，还是资本管权力，而是要看这个制度能不能保障这个制度中的每一个成员平等，这是最重要的。
现在看来好像是“加速主义”占上风，彼得·蒂尔风光无限，万斯风光无限，马斯克风光无限，但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危险不是首先来自人工智能的失控，而是来自支持“加速主义”的人本身，他们之间一定会闹乱子、出矛盾。
现在把他们连到一起的是他们不想要的，等他们真正走到一起了，因为想要的不同也会闹矛盾。那个时候，如果人工智能和权力、利润和资本的斗争搅在一起，反而是更危险的。
（本文根据作者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国际治理经验与产业安全》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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